我告訴他，堡內很大，但由於窗戶很小，所以裡面也很暗。
一場隨時可能上演的戲劇
◎文／王浩威（作家‧精神科醫師）
在一個專業場合裡，幾位同行談起多重人格障礙。九○年代，包括電影《驚悚》（Primal Fear）和小說《24個比利》，台灣的大眾文化又開始對這一種症狀感到莫名的興趣。通俗文化如此，但臨床如何呢？沒有人有確切的回答。
在過去，台灣的臨床工作裡，向來都可以看到許多解離（dissociation）相關的症狀，但偏向像附身、中邪、失魂落魄這一類的通俗描述，並沒有出現多重人格。
解離（dissociation）和轉化（conversion）是歇斯底里的兩大主要機制，都是人們在面臨無法應付的壓力時，不得不產生的症狀。轉化是壓力改變了身體，透過身體症狀的呈現，也就是說身體成為壓力的語言，或可以說是潛意識寫在身體上的語言（大部分不可說的壓力來自潛意識）。
至於解離，則是寫在人的意識狀態上的語言。可能是記憶的改變，可能是對自己或周圍環境感知的扭曲，可能只是隱藏的好記憶重新返回，也可能是失神般的消失片刻。附身、中邪、失憶等是解離的種種面貌，多重人格也是解離的一種。只不過，前者顯得十分古老而過時，後者則是時髦多了。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多重人格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二○○四或○五年左右，台灣開始有第一篇個案報告；這同時，許多同行也在私下或公開地談起他們陸續開始接到的多重人格障礙個案。雖然總數不多，但因為大家過去在診間並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忽然之間，教科書上遙遠的個案跑出來，總是有些遲疑的。
在幾次場合裡，我一直認為台灣社會跟日本等社會一樣，都是不全然西方化的現代社會，也就不是有西方那種清楚面目的自我（self）或認同（identity），多重人格也就遲遲不見出現。但這傾向（西方化或個人主義化）將逐漸加強，這類的個案也就會愈來愈多。
這是涉及症狀型塑（pathoplastic）有關的歷史條件。就像十九世紀，以十分戲劇性的身體轉化症狀為主的那一種歇斯底里，出現在佛洛依德還是學生的那個時代的講堂裡，到了二十世紀就迅速消失。症狀可能型塑出新的面貌，也可能隨時消失。
這些年來，除了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台灣的著痕愈來愈深，每個人在正常或在疾病上都有某一程度的影響外，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更加重了童年創傷的機會。這是西方在討論解離症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台灣，在新聞裡也愈來愈容易發現。也許，台灣童年創傷的機會增加，也是現在臨床上多重人格的症狀容易發現的原因。
在這一本回憶錄裡，作者安熙龍描述了自己多重人格的過程。跟過去西方的許多多重人格通俗文本最大的不同是：過去的作者／讀者，因為自稱有這一疾病，而贏得眾人的關注或名聲；但安熙龍本身卻不同。他原本就是一位活躍於華府社團、活躍於亞洲事務，原本就享有盛名的所謂「名流」。
多重人格患者的現身說法，因為或多或少有招喚注意（attention-calling）之嫌，往往被懷疑其中的疾病和表演的關係。但以安熙龍的地位，這樣的「表演」，恐怕只是減少他在傳統社會的影響力而非增加。因此，他的現身說法，顯得特別重要。
安熙龍，一位白人世家子弟，一位持續有顯赫成就的男性，卻也是一位多重人格障礙者。這樣的組合，顛覆了世俗對多重人格的看法。
在我自己的專業生涯裡，只有在近三年遇到了兩個多重人格的個案。當面臨相同面貌卻不同「身分」的個案時，往往陷入混亂的狀態。在安熙龍的治療中，他的醫師史密斯所寫的處理原則（也就是文本最後附文所說明的），其實是大部分專業書籍都有提到的。只是，當他面對安熙龍的不同身分時，彷如在做一群外表長得一模一樣的不同個案，又如何在腦海裡保持每一個人歷史的獨立和清晰呢？
面對一種新疾病的治療者，可能有這種基本的歷史、記憶和遭遇的問題，而非學理的；就像我們社會面臨別的社會所熟悉而自己卻陌生的現象，恐怕也是要回到臨床的現場吧。
安熙龍的《十一個我與城堡》像一場遙遠的戲劇，卻是隨時可能出現在我們之間。
▼ 後記─認識DID治療：安熙龍病例 文/史密斯醫學博士
湯米第一次露面的時候，我已跟鮑伯合作了六個星期之久。我從以前的經驗立即得知，眼前這個人的顯著變化唯有多重人格者才會有這種情形。回想起當時鮑伯因酒精成癮來請我幫忙，不料卻找到一個有處理多重人格經驗的人，說來也真是無巧不成書。縱使不是大部分，MPD患者肯定有許多是誤診多年後才真相大白。
我雖不像治療過很多 DID患者的柯魯夫特（Richard Kluft），也不以 DID專家自詡，實則過去幾年我一直跟我第一位多重人格患者密切合作。她在一九七七年進入我的生活時，《茜碧兒》雖已問世，但在 DID治療上的專業文獻仍付諸闕如；我雖聽過這種情況，但未曾見過實例，連單一的解離性人格病例也沒見過。在合作過程中，患者跟我共同學習如何治療創傷性傷口。我們面對最可怕的童年遭遇，得知她每一個人格的生存作用，以及他們如何演變而成。我們必須學習處理往往與治療衝突、甚至背道而馳的多重日程。這位患者在很多方面幫助我成為治療師和成熟的人。她讓我明白，多重人格者具有特殊「雷達」，可以深入別人的情緒，也包括治療師在內。這話很有道理，因為她的性命能否得保，就全看她判斷施虐者的情緒而定，即便我想對她虛偽作假（實際上並沒有），她也一眼就能看穿。所以，我感到害怕或怨憎的時候，馬上就會被看出來。我由此學到了，唯一能幫助她的辦法，就是誠懇相待，盡量保持自己的本色。此外，我也學到了，人性，即便是我最覺得不好意思的脆弱，其實都是可以原諒的。
所以，鮑伯一露出多重人格，我就知道自己想要跟他合作。我雖擔心他可能會找比較有經驗的人治療，但總覺得還是得努力一試。他決定留下來，我當然很高興。MPD的情況雖然嚴重，治療也很辛苦，一般來說結果卻是不錯的。這種正面的看法也許正顯示，多重人格性在保護個人不受過度的創傷性傷害上是何等的成功。此外，治癒前的認知和接納雖失之極端，卻都在人類可能性的範圍之內，因此預後情況大致也頗為良好。
多重人格概論
多重人格是兒童面對不人道虐待最有效和最自然的反應方式，不應視為爭議問題，更不應該成為煽情的話題。多重人格由一般的人類經驗所構成，因環境而趨於極端。
開始跟正式診斷為 MPD（多重人格障礙）者合作之後，個人比較中意這個名詞，因為它比目前流行的 DID（解離性身分障礙）來得直接；後者雖然比較正確，但似乎太過抽象了。也許，最好是就用「多重人格」這個形容詞，不必再弄什麼正式名詞，戴上文藝的大帽子。鮑伯和我由於習慣使然，通常採用 MPD這個有點過時的簡稱，各位請多多包涵。
虐待的程度各有不同。首先是我們日常隨口提到的那一類，如操縱、叫囂、威脅、打人、控制、驚嚇、威嚇、脅迫等。這種方式的傷害是很可怕的經驗，對小孩子尤其嚴重，特別是沒有人可以確認他們的痛苦或幫他們的時候。這種經驗也許會讓人變得冷酷，且留下傷痕，但這或許只能說是「日常」生活不幸的一部分。
其次是新聞中出現的虐待。我們駭然發現，兒童極易遭受突如其來的暴力、強暴和私刑傷害。儘管如此，這仍然只是「日常」犯罪。
再來的虐待程度是大部分人都寧可不要知道的。這種虐待通常持續數年，或牽涉到受害者最親近的人。相關報導很少，少數起訴的案件中，被告人犯的模樣通常比受害者還要體面。我們看到失蹤兒童協尋海報上的孩子笑臉迎人，聽到很多有關兒童色情的報導，卻不瞭解這些兒童受脅迫或被利用的個人經驗。我們聽過兒童被性侵後遭殺害，但不願去想他們求死的願望成真前那幾個小時的情形。這些都是我們共同掩飾的不人道的例子。無視或掩飾最極端程度的無助與痛苦，乃是人之常情。我自己就從工作中發現，我往往會規避可怕的經驗不想去聽。在協助患者達到願意重述痛苦經驗之際，我也得提醒自己，茲事體大，我必須留在現場。
正如小孩子想要忘卻，社會否認虐待情事的歷史由來已久。根據心理分析學家鍾斯（Ernest Jones）自傳裡的說法，當初佛洛依德宣布歇斯底里是由性創傷所引起後，受到維也納同行「冰冷的待遇」，於是他過沒多久就絕口不提創傷。心理分析由此進入無知的黑暗期。一九七○年代初期，我尚在養成階段的標準教科書，由佛瑞曼和卡普蘭（Freedman and Kaplan）所編的精神醫學裡就說，亂倫現象極為「罕見」。不久之後的婦女運動提出真相，如吉光片羽般短暫出現在我們的集體意識裡。可悲的是，隨後的訴訟和管理介護卻再次鼓勵掩飾事實的作為。
依我之見，多重人格爭議其實跟此種疾患系出一源，也就是人類避不承認極度無助與痛苦的願望。有個組織倡言「偽記憶」（false memories），然則，既然我們每天都看到兒童慘事的報導，怎麼能說成人的類似經驗是自欺欺人呢？懷疑論者站在「一案不實，全部個案必然不真」的邏輯上，力稱多重人格根本不存在。
多重人格始於解離。我們提到浩劫後的成人「驚魂未定」時，其實就是指某種程度的解離狀態，也就是將感受與事實解而離之。創傷後的生存者常常想起自己解離的時刻。舉例來說，兒童受性侵的時候，兩眼直盯著天花板上的某一點，不多時便感到自己從天花板上往下瞧，彷彿底下受虐的是別人似的。
完全失憶的情況下，解離的範圍更廣，記憶和感受一併喪失。若將解離性失憶當成情緒創傷的斷電器，我們不免要問，到底是什麼創傷嚴重到要啟動失憶裝置？依我之見，最重要的因素是孤立無援，缺少一個可以吐露心聲的「安全的人」。遭逢壓力的時候對人際連結的需求，在人生很早期就已開始；我們在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就會運用同理連結（empathic connection）的方法，緩和可怕和痛苦事件的衝擊。單是重新與別人連結的這個希望，也許就足以免於創傷衝擊。囚徒煞費苦心地用紙頭寫字或貼牆偷聽，無非是希望傳達自己的經驗。即便只有些微的機會讓他人得知，也足以強化我們因應和避免情緒性傷害的能力。
有位受酒鬼繼父虐待的六歲女童，靠著「媽媽很快就會回來」的一絲希望，讓自己沒有被擊倒。她母親真的回來了，但小女孩馬上就發現，母親跟她一樣都無法抵擋施虐者。陡然明白自己的希望只是一場空之後，她做出一件六歲小孩不會做的事。她跑出家門，一個人在夜裡的街頭上晃蕩。數年後，她唯一記得的是車頭燈照得她張不開眼睛。孤立無援使得創傷性傷害更具破壞性，解離的可能性也更高。解離到底有多少是屬於天生的能力，有多少屬於在創傷境況下學到的技巧，目前並不清楚。不論兩者的比重如何，碰到情緒上無法抵禦的事情時，用解離方式把自己壓縮包裹起來可以減少傷害。
無法解離的創傷倖存者，往往會比能夠分裂的人承受更大的傷害，其中，對自我評價和安全感的傷害，尤其會影響到整個存在。相形之下，多重人格則往往有些部分可以完全免於創傷影響。歡樂無邪，又同時與受創最劇的人格並存的兒童大有人在。敏感、熱心和無邪的小鮑伯，就是以這種方式倖免於難。此外，凍結在兒童期某一年齡上，也是保持無邪的方法。跟巴比的情況一樣，另我可以將兒童期一直維持到治療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創造出可以讓他們恢復成長與成熟的條件。
「多重人格」一詞，確實已指出此種障礙疾症最明顯的特徵，但也有誤置重點之虞。瞭解解離性身分障礙的關鍵，不是看多重人格，而是看人格之間的記憶壁障（memory barriers）。我們可以用兩種方式來描述一間房子：一是房間的集合體，一是牆壁的集合體。兩種說法都對，但房間構不成屋子，牆壁才行，房間是由牆壁組成的成品。初次碰到多重人格者的時候，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人格，就好比我們看到房間的時候，很容易忘記其實是有牆壁才有房間的存在。而創傷所造成的解離性記憶壁障，正如同這些牆壁。
記憶壁障固定和持續一段時間之後，不同的人格便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經歷、價值觀、忠誠對象、所有物和人際關係。我們每個人都有幾個不同的自我，準此而言，多重人格並不稀奇，所不同的是，「單一人格」具有共同的意識和記憶。我們固然也有不同的自我面向或部分，但對自我身分的認知卻是一致的。
其實，非多重人格者在不同環境下的行為差異，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大。有位多重人格患者來電留言，沒料到是我親自接起電話。我的聲音跟她預期的並不相同。「哦，你是你的祕書罷，」她說。我這官腔官調的聲音和人格，確實跟她所認識的我不一樣，而且差別還大得很。她把我形容成在自己心裡頭「流動」；她所體驗到的卻是「突然切換」，兩者迥然不同。因此，具有不同面向的自我並不是多重人格的獨門絕活，失憶或不同自我間的記憶壁障才是。
記憶壁障的結果，可能會發展成極特殊的人格，隨著時間而益趨多樣化，還會競相控制他們所居住的軀體。鑑於這些明顯的差異，加上另我強調自我差異的傾向，難怪患者和外人很容易把焦點集中在人格上，而沒注意到將他們區隔開來的壁障。只要把焦點移回壁障，就可以看出這種狀況其實是「面對創傷時即行解離」這種人類共通能力的自然結果。
ＤＩＤ有多普遍？
「西德朗基金會」網站（www.sidran.org，是想進一步瞭解者的絕佳起點）上說， DID發生率高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鮑伯在書中提出萬分之一的數據，則是引用底下我非正式估算的結果。
本人執業的地區總人口數約為一百萬人，在我執業近三十年期間，總共看過兩千到三千名患者，其中，扣除因個人對解離問題的興趣而提及的案例，由我初次診斷為 DID者共有四人。我跟鮑伯合作，並向同行表達有志研究 DID後，逐漸聽到一些別的病例。我與他人共同成立一個對解離問題有興趣的治療師研究團體，不時舉辦會議，也使我聽聞本地區許多已知的病例。在這個地理區內，我親自見過大約二十個多重人格病例，若將未診斷或在我執業圈以外的病例列入，則不難想像實際總數應為五倍，也就是一百起左右。由此便得出萬分之一的數據。
我這估計可能很保守，但我可以安心地說這數字絕無誇張。這數字凸顯 DID流行病學上另一個重要面向。我們都知道，兒童受虐的情形很常見，但這萬分之一所強調的是， DID就是發生在虐待程度與方式最為極端的家庭裡。
與鮑伯合作
我現在才瞭解，湯米現身之前鮑伯的障礙疾症就已出現端倪。好幾次暴怒後，湯米暫時接手。這些情況是很明顯的「分離」（disjunctive），也就是作風和行為陡然躍遷。不過，勃然大怒也可能出現在沒有解離的情況中。鮑伯提到若是有人在船上問到他的工作，他肯定會十分懊惱，這雖引起我的注意，但也只是注意而已，並沒有真正想到 DID。以鮑伯的例子而言，由於他特別的「架構」使然，診斷起來也特別困難，除了湯米的情形之外，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的轉換。鮑伯始終在舞台上，但有時會因巴比或羅比而更有活力。他只是呈現出他們的特徵，並不是實際轉換。
湯米一在我的診療室出現，診斷便告確鑿無誤，從那時起，療程中所出現的轉換在外觀上愈來愈有跡可循。幾分鐘後，鮑伯似已無話可說，我於是開口問說是否有別人要發言，鮑伯眨眨眼，聲音突然改變，臉孔不一樣，舉止風格也大不相同。接著我便跟剛出現的人展開新的對話。過沒多久，我就跟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他」建立起關係。
專業圈內時有催眠與「召喚」另我的議論，但這些方法在我看來侵略性太強。第一，鑑於 DID系統的複雜性，以及其內部運作詳情還不甚了了，認為自己最瞭解下一步該怎麼做，可說完全是冒昧的舉動。有時候，我知道應該進行什麼療程，有時候則對某些問題有所抗拒，但最重要的是，多重人格的治療特徵是，治療師必須容忍大量的模稜兩可與未知。第二，催眠含有控制和操縱的意味，而多重人格者已經有很多這類經驗。這種方法顯然賦予醫生太多掌控權。我個人的治療經驗則是比較像夥伴關係，也就是患者提出他們在心理生活上的知識，我則貢獻我對人的瞭解和個人反應，雙方一起匯整情報，共同致力於治療。
所以，我以前頗為有效的合作方式是傾聽、提問題、認識鮑伯的另我。我認為有些人格（如巴比和小鮑伯）所顯示的，是該系統真正的需要與願望。另一方面，湯米和巫婆的主要成分，則代表施虐者態度和價值觀的內化。我從先前的經驗中得知，即便另我對自己的前途抱持負面看法，但他們原本卻是為了生存才成型的，所以，只要指出他們是為了保護全體而不得不「認同侵略者」，就可以跟最反對治療的人格形成正面的聯盟。
初次面談後不久湯米露面，是治療期間最重要的時刻。我知道，若要治療成功，就得跟他建立關係。他的塊頭比我大，會面又在我的私人診療室進行，萬一碰上什麼麻煩，可是呼救無人哪。另一方面，我已學到對系統要有很大的信心。就像政治生活一樣，多重人格的一個部分接手掌控時，另外的幾個部分就變成沉默的大多數；只有在少數似乎要做出無可挽回的破壞性行動時，沉默的多數才會挺身自救。所以，當我打起精神準備跟湯米見面時，已滿懷興趣和信心，確信他也一樣，基本上是為了求生存才會露面。我覺得自己相當安全，但我也知道，若是進展得太快可能會有失控之虞。
為了讓腳步慢下來，我事先就一廂情願地宣布，希望「假以時日」能跟湯米談談。我刻意在時間上留下曖昧空間，是為了讓系統（不是治療師）自行選擇適當時機。這樣會比強行追究安全許多。湯米突然現身，厲聲咆哮，露出飽經折騰的面容。他的吼聲雖嚇人，但單就他露面的這一項事實就已顯示，他對這次對話也很感興趣。我隱約覺得，以前根本沒人聽他的話。湯米也許不願信任我，但他可能會被一個真正對他感興趣的人所感動。就在我陸續提出問題的當兒，他逐漸流露出另外一面。在粗暴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竭盡所能維持系統存活的心。他雖是奉命唯謹，可他也有感情，即便在我們短暫的交談中、在他流露出脆弱的時刻，也讓我心有戚戚焉。也許由於他一直被人誤解和孤立的緣故，我發覺自己對待湯米還滿溫馨的。他不一會兒就消失，換鮑伯回來。
對我來說，羅比較難解決。我早就聽說， DID治療的首要守則就是要避免所謂的「另我中心主義」，也就是跟某一個另我聯手對抗其他的另我。每一種人格都有自己的打算，都想拉攏我到他們的計畫裡，一同消滅或打擊別人。我的患者是鮑伯全體，所以，最重要的是，即便在面對他的一個部分時，也得強調全體。我已習慣這種雙重觀：將每一個另我當成個體，同時不忘記整體。然而，羅比孜孜矻矻、相當憂鬱、細節導向的作風跟我格格不入，所以，在羅比和巴比之間，我自然對淘氣愛玩的後者覺得親近些。羅比當然會指責我偏心，怪我比較喜歡他的大對頭。我的處境就跟耶誕時節的父母親一樣，我有責任做到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不要有絲毫偏愛。羅比其實說得沒錯。我承認他的清單、筆記、記憶和驚人的準確性都十分重要，但我就是無法掩飾自己的情感，不得不坦承我對他的作風真的不敢恭維。不知什麼緣故，我這些感受都被原諒，我們也設法發展出有益的關係。
我在治療初期就已看出，最重要的課題是巴比遭禁閉。他是創作和喜悅能量的來源，只要巴比的情緒一低落，我的患者就會萎靡不振，身心俱疲。我也看出，將施虐者的態度與價值觀內化以後，成了相對的力量。因此，眼前的課題是，讓他脫離已被他吸收的強大負面能量，做法則是要揭開他所遭遇的真相。瞭解他的過往經歷，就能比較清楚這負面能量從何而來。這種態度很不容易改變，但由於他已有強烈欲望想要獲得治療和自由，他自己也得努力。
我知道，在釐清鮑伯經歷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會遭遇不願回想的阻力。一旦遺忘，懷有這些情報的另我，自然不願意再度經歷創傷，即便這是彌合傷口的唯一辦法。我們先得跨越這個挖掘和治療的過程，才能處理負面能量。
在此同時，日子還是得過。鮑伯手頭上有很多麻煩事要處理，常抱怨自己搞得身心俱疲。羅比和巴比之間的拉鋸戰令他筋疲力竭。我想幫羅比和巴比化解歧見，以便讓一些元氣流向鮑伯。這種合作方式是另一個重要療程的開端，亦即，協助各個另我學習互相尊重與互愛。唯有如此，他們保持分立的需求才會降低。 （以上節錄自《11個我與城堡》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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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inlien 手創珠寶紀事】 (1)
